第54章 摊牌

1995年5月下旬，北京的夏天来得猝不及防。

前几天还在穿夹克，一夜之间气温蹿到了三十度，校园里的女生换上了裙子，男生换上了短袖，食堂开始卖冰棍和绿豆汤。陈砚洲还穿着那件长袖衬衫，袖子卷到肘部，热得额头冒汗，但他懒得换。他在想二叔的事，信寄出去好几天了，二叔退了钱，说了谢谢，但这件事就这么完了吗？他不知道。他有一种直觉，这件事没完。二叔不是一个容易服软的人，他的“谢谢”里藏着什么，陈砚洲说不清楚，但能感觉到。

周五下午，陈砚洲接到了父亲的电话。这次父亲的声音不是沙哑，不是急促，是一种疲惫到极点的平静，像跑完马拉松之后坐在路边喘气的那种感觉。

“砚洲，你二叔今天来矿上了。他找你爷爷谈了。”

陈砚洲握着话筒的手紧了一下。“谈什么？”

“谈分家。”

陈砚洲的心沉了下去。分家。这两个字，他在前世听过无数次。每一次听到，都意味着争吵、撕扯、分裂。前世的陈家，就是在一次次“分家”的争吵中耗尽了元气，最后各奔东西。这一世，他以为账目风波之后，二叔会收敛，会安心在矿上干下去。但他错了。二叔不是那种会安心的人。

“爷爷怎么说？”陈砚洲问。

“你爷爷没说话。你二叔说了半个小时，你爷爷一口茶都没喝，一句话都没说。你二叔说完之后，你爷爷站起来，把茶壶放在桌上，说了一句：‘你想分，行。你把账算清楚，该你的那一份，一分不少给你。但你想好了，分了之后，陈家的事跟你再也没有关系。’”

陈砚洲沉默了几秒。“二叔怎么说？”

“他走了。没说分，也没说不分。”

陈砚洲握着话筒，脑子里在飞速转。二叔走了，没说分，也没说不分。这不是犹豫，是试探。他想看看爷爷的反应，看看家里人的反应，看看自己能拿到多少。如果爷爷松口，他就得寸进尺；如果爷爷不松口，他就再等等。这种人，陈砚洲前世见过太多了。

“爸，您这几天多盯着二叔。他跟谁见面，说什么话，都留意一下。”

“你是怕他……”

“不是怕。是有备无患。”

挂了电话，陈砚洲站在传达室里，看着窗外。窗外的银杏树在风里沙沙响，阳光很好，但他的心情很重。二叔要分家。这不是第一次了，也不会是最后一次。前世，二叔提了无数次分家，每一次都在陈家最脆弱的时候——爷爷生病的时候、煤矿出事的时候、市场不好的时候。他不是真的想分，是想在陈家最弱的时候，拿到最多的筹码。

他回到宿舍，坐在桌前，铺开信纸。这次不是写给二叔的，是写给爷爷的。

爷爷：

二叔要分家的事，我听爸说了。

我不劝您分，也不劝您不分。我只说几件事：

第一，二叔不是真想分。他是想试探您的底线。您松口，他就得寸进尺；您不松口，他就再等等。

第二，陈家现在不能分。煤矿在扩产，加工厂在增长，每一分钱都要用在刀刃上。分了，钱散了，事就做不成了。

第三，二叔要分，可以。但不是现在。等煤矿的贷款还清了，等加工厂的渠道稳定了，等陈家的根基扎牢了。到时候，他要分，给他分。但现在不行。

爷爷，您别生气。身体要紧。

砚洲

1995年5月20日

他把信装进信封，贴上邮票，寄了出去。信在路上要走五天，五天之后，爷爷会收到这封信。他不知道爷爷看了会怎么想，但他知道，爷爷会听他的。不是因为爷爷宠他，是因为爷爷知道，他说的每一句话，都是为陈家好。

周一中午，陈砚洲在食堂遇到了赵宇航。赵宇航端着餐盘，在他对面坐下来，脸色比上周好多了。

“陈砚洲，深发展涨回来了。二十块三。”

“我说过，跌几天没关系。”

“你就不怕它一直跌？”

“不怕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因为我买它的时候，想清楚了为什么买。想清楚了，就不怕。”

赵宇航看着他，沉默了一会儿。“你家里的事，处理好了吗？”

陈砚洲愣了一下。他没跟赵宇航说过家里的事。“你怎么知道的？”

“你这两天脸色不好。我猜的。”

陈砚洲没有接话。赵宇航也没有追问。两个人沉默地吃了一会儿，赵宇航忽然说了一句：“陈砚洲，你要是需要帮忙，跟我说。我家在上海，离山西不远。”

“你家在上海，离山西不近。”

“我是说，我家在上海，但我爸认识很多人。山西那边，也有朋友。”

陈砚洲看了他一眼。赵宇航的表情很认真，不是在客气，是真的想帮忙。陈砚洲想了想，说：“先不用。如果需要，我再找你。”

“好。”

周三晚上，陈砚洲接到了爷爷的电话。爷爷的声音沙哑，但语气很硬，像矿上的石头。

“砚洲，信收到了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