绝望的民众！

　　“下一个。”

　　主席直接打断了他，转向了金德伯格，“北美航空，一亿五千万美元，惯性导航系统。怎么样？”

　　金德伯格的表情比前面两个人稍微好一点。

　　“主席先生，我们在地面惯导系统的研发上取得了一定进展，陀螺仪的漂移率比之前降低了大约百分之十五。”

　　“但是.........”

　　“但是什么？”

　　“但是要满足火箭飞行过程中的高振动和高过载环境，我们目前的惯导系统重量是设计标准的四倍，精度却只有设计标准的五分之一。”

　　主席摘下眼镜，揉了揉鼻梁，脸上满是疲惫和失望。

　　“所以我今天听到的每一句话，都在告诉我一个事实。”

　　“我们美国的军工巨头们，烧了十亿美元的经费，结果搞出来的全是一堆废品？”

　　没有人回答他。

　　因为这个问题的答案，在座的每一个人都心知肚明。

　　但他们又都有苦说不出。

　　那些技术指标本身就制定得太高了，高到了超出当前人类工业能力的极限。

　　但问题是，制定那么高的技术指标并不是国防部的错。

　　因为在太空轨道上，就有一艘已经达成了所有这些指标的飞船正在飞行。

　　你怎么能把指标定得比一个已经存在的对手更低？

　　所以只能硬着头皮往前冲。

　　哪怕明知道前面是一堵墙。

　　.........

　　冬天缓缓降临，问题的连锁反应开始显现。

　　先是在匹兹堡。

　　卡内基钢铁公司裁掉了三千名工人，因为政府突然削减了基础设施建设的预算，把那些钱全部转到了航天研发上。

　　桥梁不修了，铁路不铺了，水坝不建了。

　　那些本该流向钢铁和水泥的订单，现在变成了实验室里的烧杯和测试台上的传感器。

　　被裁掉的工人们领完了最后一份薪水，回到家里，对着妻儿老小，不知道该说什么。

　　然后是底特律。

　　福特汽车公司关闭了红河工厂的一条总装线。

　　不是因为车卖不出去，而是因为大量原本属于民用制造业的钢材和铝材，被政府以国防需要的名义征用了。

　　原材料的价格疯涨，汽车的利润被压缩到了亏损的边缘。

　　亨利·福特坐在他位于迪尔伯恩的办公室里，对着窗外那条曾经日夜不停运转的生产线，沉默了整整一个下午。

　　再然后是整个中西部的农业机械制造商。

　　他们发现钢铁的价格在短短三个月里翻了一倍。

　　与此同时，银行的贷款利率也在飙升，因为政府发行了大量国债来为航天计划融资，把整个金融市场的资金都吸干了。

　　农民的拖拉机买不起了，工厂的机器更新不起了，小企业的周转资金贷不到了。

　　“星条旗计划”就像一头贪婪的巨兽，每一口都在吞噬着这个国家刚刚恢复起来的肌体。

　　华盛顿的政府官员们对这些情况一清二楚，但没有人敢站出来叫停。

　　因为赫尔说得对，如果没有反制手段，天空就永远是李云龙的。

　　而没有天空的美国，还是美国吗？

　　..........

　　纽约。

　　曼哈顿下东区。

　　三年前，这里是大萧条最惨烈的战场。

　　破产的银行家门口排着绝望的长队，工厂的烟囱已经很久没有冒烟，码头上的起重机生了锈，整座城市像是被人掐住了喉咙，喘不过气来。

　　但到了1936年下半年，情况终于开始好转了。

　　街上重新有了汽车，商店的橱窗里又亮起了灯，码头上的活多了起来，男人们有地方去使力气，孩子们的脸上也有了肉。

　　罗莎太太在樱桃街上开的那家小面包店，就是从那时候开始有了起色的。

　　她的丈夫汤姆森在码头卸货，一周能挣十二美元。

　　加上面包店每天能卖出三十多条面包和几十个甜甜圈，一家五口的日子虽然紧巴，但终于不用再担心饿肚子。

　　最小的儿子乔伊去年秋天刚刚上了小学，罗莎给他买了一个新书包，小家伙高兴得抱着书包睡了一整夜。

　　但这一切从今年初开始变了。

　　先是面粉涨价。

　　罗莎去批发市场进货的时候发现，一袋五十磅的面粉从三美元涨到了四美元，然后是五美元，然后是六美元。

　　她不识字，看不懂报纸上那些关于“国防预算调整”和“原材料价格波动”的新闻，只知道面粉的价格一直在涨，涨得她心慌。

　　然后是糖、黄油、鸡蛋，所有做面包需要的东西都在涨价。

　　与此同时，码头上的活开始变少。

　　汤姆森回家的时候，口袋里的工钱从一周十二美元变成了一周七美元，因为码头的货量减少。

　　政府把船都调去运什么“航天物资”了，留给民用货物的船位越来越少。

　　罗莎不得不把面包的价格从五美分涨到七美分。

　　老顾客们的脸色开始变得为难。

　　然后是八美分。

　　老顾客少了一半。

　　然后是十美分。

　　面包店柜台上那些金黄色的面包和甜甜圈，开始卖不出去。

　　罗莎每天傍晚打烊的时候，都会把没卖完的面包装进纸袋里，让汤姆森拿去分给街角那些无家可归的人。

　　开始的时候只有几个人，后来变成了十几个人，再后来变成了一条长队。

　　那些人的眼神和几年前大萧条最惨烈的时候一模一样，空洞、麻木、绝望。

　　罗莎认识他们中的很多人。

　　街角的汉克，以前是钢铁厂的工人，被裁员之后找不到新工作，老婆和他离了婚。

　　卖报的老查理，他的报摊因为交不起租金被收了回去，现在只能睡在公园的长椅上。

　　还有年轻的弗兰克，才十九岁，高中毕业，找不到任何工作，因为没有工厂在招人，所有工厂都在裁员。

　　罗莎有时候会在打烊后，把剩下的一点零钱放进捐款箱里，但她知道这点钱什么也改变不了。

　　十二月的纽约下了一场大雪，气温骤降到零下十度。

　　第二天早上，有人在公园的长椅上发现了一具冻僵的尸体。

　　是老查理。

　　他的手里还攥着一张皱巴巴的报纸，报纸的头版头条印着一行大字：

　　《星条旗计划加速推进，国会追加百亿拨款》

　　与下面一条豆腐块大小的新闻形成刺眼的对比：

　　《救济站物资告罄，今冬或有三万人露宿街头》

　　罗莎参加了老查理的葬礼。

　　说是葬礼，其实就是几个相熟的街坊，凑钱买了一口最便宜的松木棺材，在公墓的角落里挖了个坑，草草埋了。

　　牧师念祷告词的时候，罗莎抬起头，看着灰蒙蒙的天空。

　　她忽然想到，她的面包店也许撑不过这个冬天了。

　　而在几百公里外的华盛顿，国会大厦灯火通明，议员们正在为是否追加航天预算展开激烈辩论。

　　没有人提到老查理。

　　没有人提到樱桃街的面包店。

　　也没有人提到那些正在街角排着队等待救济的长龙。

　　只有赫尔的那句话，在某间烟雾缭绕的会议室里被反复提起。

　　“苦一苦百姓，骂名我来担。”

　　雪还在