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26章 少年班结业

1994年2月底，陈砚洲回到了合肥。

从县城到省城，再从省城到合肥，两天的路程，他走了四年，每一个站的名字都烂熟于心。火车在华北平原上奔驰，窗外的景色从黄土高原的苍黄慢慢变成江淮平原的翠绿，冬天的枯黄正在被春天的嫩绿取代。田里的麦苗已经返青，一望无际的绿色铺展到天边，像一张巨大的地毯。陈砚洲靠在硬座的靠背上，手里拿着一本书，但没有看进去。他在想家里的事——二叔退回来的那四万八千块钱，爷爷用来还了一部分贷款，剩下的存进了矿上的账户，作为流动资金。吴技术员正式兼任矿上的会计，每个月来矿上五天，把上个月的账目全部核对一遍，签字确认。二叔不再经手现金，只管跑业务、谈客户，每一笔生意的合同都要经过爷爷过目，签字才能生效。规矩立下来了，但人心能不能跟着规矩走，他不知道。

火车在郑州停站的时候，他下车在站台上走了一圈，买了一瓶矿泉水和两个茶叶蛋。矿泉水一块五，茶叶蛋五毛一个，比学校门口贵了一倍，但他饿了，顾不了那么多。他站在站台上，一边剥茶叶蛋一边看着来来往往的人群。郑州是大站，上下车的人很多，有人扛着编织袋，有人提着皮箱，有人抱着孩子，有人搀着老人。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目的地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。陈砚洲想，他的目的地是合肥，是少年班，是清华，是一个他也不知道在哪里的远方。

回到车厢，他继续看书。这次带回来的书有三本——华罗庚的《数论导引》，张教授推荐的，他已经看了一半；《证券投资分析》，在县城新华书店买的，看了三分之一；还有一本《大学英语四级词汇》，是周维庸让他带的，说下半年要考四级，提前背单词。他把三本书轮换着看，数论看累了就看英语，英语看烦了就翻几页证券分析。这种交叉学习的方法是他自己摸索出来的，比死盯一本书效率高。人的注意力是有限的，一本书看太久大脑会疲劳，换个内容就像换个频道，休息了又没完全休息。

火车在下午两点到达合肥。他拎着帆布包走出车站，坐公交车回学校。公交车在长江路上行驶，经过那家证券营业部的时候，他透过车窗看了一眼。营业部门口排着队，有人在买股票认购证，队伍从门口排到马路上，弯弯曲曲的，像一条长蛇。陈砚洲想起去年十二月第一次来这里的时候，柜台后面的女人说“十三岁不能开户”。现在他快十四岁了，还是不能开户。但快了。等他考上清华，满十八岁还有四年。四年，等不了那么久。他需要用父亲的名义开户，但父亲一直没时间来合肥。他需要想别的办法。

回到宿舍，周维庸已经在了。他正在床上铺床单，看到陈砚洲进来，从上铺跳下来，一把抱住他。“陈老师！你可算回来了！我一个人在宿舍快无聊死了！”

“你不是一个人。”陈砚洲把帆布包放下，“林宇呢？”

“还没回来。他福建的，路远，明天到。”周维庸从桌上拿起一袋东西，递给陈砚洲，“给你的。湖南腊肉，我妈做的。上次你说好吃，这次多带了一些。”

陈砚洲接过去，看到袋子里的腊肉比上次多了一倍。“你妈太客气了。”

“不是客气，是喜欢你。”周维庸说，“我妈说，你那个室友，比你小四岁，成绩比你好，还比你懂事。你多跟人家学学。”

陈砚洲笑了。“你妈没见过我。”

“没见过也知道你好。”周维庸坐到床上，看着陈砚洲收拾行李，“陈老师，你寒假在家干什么了？”

“理账。”

“理账？理什么账？”

“矿上的账。”

周维庸愣了一下。“你不是学数学的吗？怎么理起账来了？”

“数学和会计是一家。”陈砚洲把衣服叠好放进柜子，“会数学的人，理账不难。”

周维庸看着他，总觉得这个室友做的事情越来越超出他的理解范围。一个快十四岁的少年班学生，寒假回家不是做题不是看书，是给煤矿理账。这事说出去都没人信。

1994年3月，少年班第四学年的下学期开始了。

这是陈砚洲在少年班的最后一个学期。四年前的秋天，他背着一个军绿色帆布包走进这所学校，十岁，个子矮矮的，站在一群十四五岁的少年中间像一只误入鹤群的雏鸟。四年后的今天，他十四岁，个子长到了一米六，虽然还是不算高，但已经不再是那个需要踮起脚尖才能看到公告栏的小孩了。时间在他的身体上留下了痕迹——肩膀宽了一些，手指长了一些，脸上的轮廓从圆润变得分明。但这些外在的变化，远不如内心的变化来得深刻。十岁的时候，他对这个世界充满了警惕和算计，每一步都要想三步，每一句话都要在脑子里过三遍。十四岁的时候，他依然警惕，依然算计，但已经不需要那么用力了。有些事情变成了本能，有些信任变成了习惯。

按照少年班的培养方案，学生在完成两年预科、两年本科基础课后，可以选择留在中科大继续读本科，也可以报考其他大学。大多数同学选择留在中科大，因为中科大的理科全国顶尖，少年班的培养质量也得到广泛认可。但陈砚洲从一开始就决定——他要考清华。

这个决定在班上引起了不小的波澜。有人不理解，有人觉得他疯了，有人觉得他是在炫耀。沈知行来找他，问了一句：“你为什么要去清华？中科大的数学不比清华差。”陈砚洲说：“我知道。但清华有我想要的东西。”“什么东西？”“经济管理学院。”

沈知行看着他，沉默了一会儿。“你要学经济？”“对。”“你不是学数学的吗？怎么又学经济了？”“数学是工具，经济是目的。”沈知行没有再问，转身走了。走了几步，停下来，头也没回地说了一句：“你以后要是开公司，我给你打工。”陈砚洲笑了。“你不是要搞科研吗？”“科研不赚钱，开公司赚钱。”“你不是那种人。”“你怎么知道？”陈砚洲没有回答。他知道沈知行是在开玩笑，但也不完全是玩笑。沈知行这个人，嘴上说“开公司赚钱”，骨子里还是想做学问。一个能在化学实验室里待一整天不出来的人，不会真的对赚钱感兴趣。他说“给你打工”，是在表达一种认可——我认可你的能力，认可你的方向，认可你这个人。这种认可，比任何赞美都有分量。

周维庸对陈砚洲的决定反应最大。他在宿舍里翻来覆去，从上铺探下头来，一脸不解。“陈老师，你走了我怎么办？”“你好好读书。”“不是，我是说——你走了我跟谁说话？”“跟林宇说。”“林宇一天说不了三句话。”“那就跟沈知行说。”“沈知行一天说不了两句。”陈砚洲笑了。“那你找个女朋友。”“找女朋友浪费时间。”“那你到底想怎样？”周维庸想了想，说：“我想让你别走。”

陈砚洲看着他，没有说话。他知道周维庸是认真的。三年多的室友，一千多个日夜的相处，周维庸是他在这所学校里最好的朋友。不是因为他最聪明，是因为他最真诚。真诚的人，值得交一辈子。周维庸的真诚不是那种刻意的、表演出来的真诚，是一种天生的、藏不住的真诚。他高兴了就笑，不高兴了就骂，遇到不公平的事会生气，看到朋友受委屈会挺身而出。他不会算计，不会伪装，不会在背后说人坏话。这种人在少年班这种天才云集的环境里是异类，但陈砚洲恰恰最珍惜这种人。

“维庸，我不是走了就不回来了。”陈砚洲说，“清华在北京，中科大在合肥，坐火车十几个小时。寒暑假我可以来合肥看你，你也可以去北京找我。”

“真的？”

“真的。”

“那你说到做到。”

“说到做到。”

周维庸笑了，缩回了上铺。陈砚洲躺下来，看着天花板。天花板上有一道裂缝，从上铺的床板延伸到日光灯的位置，像一条干涸的河流。他盯着那道裂缝看了很久，想起了四年前刚来这间宿舍的时候，这道裂缝就有了。那时候他十岁，睡在下铺，每天晚上躺下来第一眼看到的就是这道裂缝。四年了，裂缝还在，他已经不是四年前的他了。四年前的他，是一个刚刚离开家的孩子，每天晚上都会想家，会把家里的信拿出来看一遍才能睡着。四年后的他，已经学会了把想家的情绪压下去，压到心底最深的地方，平时不去碰它。不是不想家了，是学会了跟想家这件事和平共处。

3月中旬，陈砚洲收到了家里的信。信是吴技术员写的，字迹工整，内容简短。

砚洲：

矿上二月份的账已经理完了。销售账和生产账对得上，没有发现问题。你二叔这个月跑了两单新客户，合同金额不小，都是你爷爷签的字。货款直接汇到矿上账户，我记账的时候一笔一笔核对过了，没有问题。

你爷爷让我告诉你：家里的事不用操心，你好好读书。

吴技术员

1994年3月10日

陈砚洲看完信，把信纸折好，放进枕头底下。枕头底下的信已经有一摞了，从1990年9月到1994年3月，三年半的时间，几十封信，记录着陈家的变化。他有时候会把这些信拿出来重新看一遍，看着字迹从潦草变得工整，从简短变得详细，从“家里都好”变成具体的数字、具体的进展。那些信，是这个家族成长的日记。最早的信是父亲写的，字歪歪扭扭，像小学生写的，一笔一划都很用力。后来的信是吴技术员代笔的，字迹工整，格式规范，像公文一样。再后来的信，爷爷口述、母亲执笔，字娟秀，语气温柔，像一封家书该有的样子。每一封信都在变化，就像陈家一样，从粗糙变得精细，从混乱变得有序。

他把信收好，铺开信纸，开始写回信。

吴叔：

信收到了。账目没有问题，这是好事。但不要放松，每个月都要认真核对，不能有疏漏。

二叔跑的新客户，合同要留底，交货单要签字确认，货款到账后才能发货。这些流程不能省，省了就容易出问题。

另外，加工厂的核桃产品，方明同学父亲的公司已经试销了一千斤，反馈不错。今年可以扩大产量，但品质不能降。品质是品牌的命根子，品质没了，牌子就倒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