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23章 股市初探

1993年12月，合肥下了入冬以来的第一场雪。

陈砚洲站在宿舍窗前，看着外面白茫茫的校园。梧桐树的枝干上挂满了雪，操场上已经积了厚厚一层，几个低年级的学生在雪地里打雪仗，笑声隔着玻璃传进来，闷闷的，像很远的地方在放鞭炮。他已经在这间宿舍里住了三年多，从十岁到十三岁，从一个刚离开家的小孩变成了一个习惯了孤独的少年。窗外的雪让他想起了两年前的冬天——那时候他一个人在宿舍里过年，走廊里的灯一步一亮一暗，他在值班室给家里打电话，听到母亲的声音差点哭出来。现在他不会哭了，不是因为不想家，是因为他已经学会了把想家的情绪压下去，压到心底最深的地方，平时不去碰它。

十二月初的一个周末，陈砚洲去了合肥的证券营业部。

这是他第一次走进中国的股票交易场所。营业部在长江路上，是一栋临街的三层楼房，门口挂着一块牌子，写着“上海证券交易所合肥营业部”几个字。推门进去，大厅里人声鼎沸，空气里弥漫着烟味和汗味。墙上挂着一块巨大的电子屏幕，红色的数字不停地跳动，上证指数、深证指数、个股价格、成交量，一行一行地刷新。屏幕下面是几十台股票交易终端，每台终端前都围着一群人，有人在下单，有人在查询，有人在盯着屏幕发呆。大厅靠墙的位置有一排椅子，坐满了人，大多是中老年人，有的在看报纸，有的在聊天，有的在打瞌睡。地上到处都是烟头和废纸，角落里堆着几个吃剩的盒饭。

陈砚洲站在门口，看了好一会儿。他不是在看股票价格——那些数字他前世见过无数次，早就烂熟于心。他看的是人。那些人的脸上写着贪婪、恐惧、希望、绝望，每一种情绪都那么明显，那么不加掩饰。他知道，这些人中的大多数，最终会亏钱。不是因为不够聪明，是因为管不住自己的手。涨的时候舍不得卖，跌的时候舍不得割，最后被市场来回收割。

他走到柜台前，递上自己的身份证和存折。柜台后面的工作人员是一个三十多岁的女人，烫着卷发，穿着一件红色毛衣，正在嗑瓜子。她看了一眼身份证，又看了一眼陈砚洲，皱起了眉头。

“你多大了？”

“十三。”

“十三岁不能开户。”她把身份证推回来，“证券账户要十八岁以上才能开。”

陈砚洲没有惊讶。他早就知道这个规定，来之前已经想好了对策。“我用我爸的身份证开。”

“你爸呢？”

“在老家。我来替他办。”

“不行，必须本人来。”

陈砚洲点了点头，把身份证和存折收好，转身走了。他没有失望，因为他本来就没打算今天就能开户。他来，是为了看看这个营业部的样子，看看那些股民的状态，看看交易终端的操作流程。这些都是书本上学不到的东西，必须亲眼看到、亲身体会。

回到学校，他给父亲写了一封信。这次信的内容很短。

爸：

我想在合肥开一个股票账户，用您的身份证。证券营业部要求本人到场，您能不能来一趟合肥？不用专门来，等您有空的时候来就行。来之前给我写信，我去车站接您。

砚洲

1993年12月5日

信寄出去之后，他开始认真研究股市。他把《股票操作学》看了两遍，每一章都做了笔记。第一遍是通读，了解整本书的框架；第二遍是精读，把重要的概念和操作方法摘抄下来，分门别类地整理成一个笔记本。然后他又去书店买了三本书——《k线图实战技巧》、《技术指标分析》、《价值投资入门》。他把这三本书也看了两遍，同样做了笔记。

他的学习方法跟别人不一样。他不是为了考试，不是为了拿文凭，是为了赚钱。所以他只学有用的东西，不学没用的东西。技术分析有用，学。基本面分析有用，学。宏观经济分析有用，学。什么波浪理论、江恩理论，他前世就没搞懂过，这一世也不打算花时间去搞懂。

他花了两周时间，把中国股市从1990年开业到1993年底的历史数据整理了一遍。上证指数的走势、成交量的变化、重大政策的出台时间、重要公司的上市日期，他全部抄在一个本子上，按时间顺序排列。有了这份历史数据，他就能知道哪些股票涨过、哪些股票跌过、哪些事件引发过市场的剧烈波动。这些东西，是他在这个时代赚钱的基础。

十二月下旬，陈砚洲收到了父亲的回信。信很短，只有几行字。

砚洲：

你爷爷说让你安心读书，股票的事不急。等你寒假回来再商量。

矿上新井口挖得顺利，三月份能出煤。加工厂今年的利润有两万多，比去年多了不少。

你妈让你寒假早点回来。

爸

1993年12月20日

陈砚洲看完信，把信纸折好，放进枕头底下。他理解爷爷的意思——不是反对他炒股，是不希望他因为炒股分心。在爷爷眼里，读书是第一位的，其他都是次要的。他同意这个排序，但不完全同意。读书确实重要，但赚钱也一样重要。不是因为他贪钱，是因为他需要钱。陈家需要钱来扩产，需要钱来转型，需要钱来走出县城。这些钱，光靠煤矿和加工厂赚，太慢了。他需要一条更快的路。

1994年1月，期末考试结束。

陈砚洲考了全班第一名，总分比第二名高出二十多分。成绩公布的那天，周维庸从上铺探下头来，用一种既佩服又无奈的语气说：“陈老师，你是不是人？”陈砚洲正在收拾行李，头都没抬。“不是。”周维庸翻了个白眼，缩回了上铺。

这次寒假，陈砚洲准备在家里待一个月。他把该带的东西都带上了——换洗衣服、竞赛习题集、股票操作学、笔记本、存折。帆布包装得满满当当，比暑假回来的时候还重。

临走的前一天晚上，他去找张教授告别。

张教授住在学校附近的一个小区里，是一栋六层楼的砖混结构住宅，他住三楼。陈砚洲敲了门，张教授来开门，穿着一件灰色的毛衣，手里拿着一支红笔，显然正在批改作业。

“进来吧。”

陈砚洲走进去，在客厅的沙发上坐下。客厅不大，但有一面墙都是书柜，从地板到天花板，塞满了书。数学、物理、哲学、历史、文学，什么都有。张教授给他倒了一杯茶，坐到对面的椅子上。

“寒假回去打算干什么？”

“做题。您给我的那摞资料，我才做了三分之一。寒假争取做完一半。”

“别光做题。”张教授说，“也要看书。我给你推荐几本——华罗庚的《数论导引》，陈景润的《初等数论》，还有一本《数学思想史》。这三本书，你要是能在寒假看完，明年全国赛进前五没问题。”

陈砚洲把书名记在心里。“谢谢张老师。”

“不用谢。”张教授看着他，“陈砚洲，你明年就十四岁了。十四岁，对大多数孩子来说，还在上初中。你已经在全国大学生数学竞赛里拿了一等奖。你现在的问题是，你太急了。”

陈砚洲没有接话。

“我不是说你急不好。”张教授说，“你急，是因为你知道自己要什么。但你不能因为急，就把自己逼得太紧。你才十三岁，还有大把的时间。”

陈砚洲点了点头。“我知道了，张老师。”

从张教授家出来的时候，天已经黑了。他走在校园里，路灯把影子拉得很长。他在想张教授说的话——“你太急了。”张教授说得对，他确实急。急着长大，急着学完该学的东西，急着回去做该做的事。他怕时间不够。前世他四十五岁才明白自己应该做什么，等他想明白的时候，已经来不及了。这一世他十三岁就想明白了，但他还是怕来不及。因为陈家的发展窗口期不会等他。煤炭的黄金十年从1993年就开始了，到2003年左右达到顶峰，之后就开始走下坡路。他只有十年时间，在这十年里，他必须让陈家完成从煤炭到实业的转型。十年，听起来很长，但做起来很短。

1月中旬，陈砚洲坐上了回家的火车。

这一次，他没有买硬座，买了硬卧。不是因为奢侈，是因为他想在火车上睡一觉，养足精神回家。硬卧比硬座贵了将近一倍，但他觉得值得。他把帆布包放在铺位上，爬到上铺，躺下来，听着火车哐当哐当的声音，很快就睡着了。

第二天上午，火车到达省城。他转乘汽车，下午两点多到了县城。

这次他没有搭货车，直接在县城租了一辆三轮摩托车，花了五块钱，把他送到村口。三轮摩托车在土路上颠簸了半个多小时，到村口的时候，他的骨头都快散架了。但他觉得值——比搭货车快了将近一个小时。

他拎着帆布包走进村子，路上遇到几个熟人，纷纷打招呼。“砚洲回来了？”“砚洲又长高了。”“砚洲，你爷爷在矿上呢，你爸也在。”

他一一回应，脚步没有停。